《尉缭子》



    作者尉缭,生平不详,战国后期军事理论家。

    《尉缭子》一书中《天官第一》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句,因此,一般都认为他是梁惠王(亦称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时人。尉缭的战功政绩虽鲜见于史书,但他却是一个有才能的军事理论家。《尉缭子》一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惜为残简。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宋《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觏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而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为: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在战争观上,它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它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战,又不能废战。

    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种”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它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用扬弃的观点来看待这部书。(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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