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的职责同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职责十分相似。他每天的日常事务干得越好，就越没有必要采取直接行动。

回顾我相当长的从军生涯，我惊奇地发现，我只有几次是对得起我拿的薪水。然而，我很少采取激烈的行动，这也许正说明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以下一些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亲自出面干涉做得比较有价值的几次。

（一）

有几次，军校学员以所谓“沉默”来表示他们对军官的极端不满。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一位他们认为犯有过错的军官走进食堂时。这时，所有的学员会立即起立，只要这位军官呆在那里，他们就会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对这种现象我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我认为这种行动近乎反抗。

有一次，我碰巧是这个营的营长，把学员们带进食堂吃中饭。这时，进来一位负责的军官，我马上发现要发生“沉默”了。我觉得学员们误解了这位军官，而且，我是反对“沉默”的。于是，我命令这个营立正，向后转，连中饭都没吃就把他们带回去了。这位军官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为此还批评我，我向他做了解释，他才算完事。

（二）

1914年夏天，我们驻在堪萨斯州的赖利堡。一个黑人士兵被指控强奸了附近村镇里的一名白人姑娘。当时只有我一个军官值班。据谣传，当地居民们要把这个黑人私刑处死。我当然是不赞成强奸行为的。然而，我是一名军官，我感到我的责任是要保证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士兵不被人私自处死。因此，我对领头的当地居民说，如果谁要这么办，就请踏着我的尸体去办吧。由于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这个黑人被救了下来。后来证明他是无罪的。

（三）

1916年的边界冲突中，我在得克萨斯州的霍特韦尔斯负责一支20人的巡逻队。我的任务是防止来自离南太平洋铁路约40英里远的维利斯塔人的进攻。这条铁路当时由卡兰齐斯塔公司营运。霍特韦尔斯位于我防区的中心。我派一名中士带一半人向西，我带剩下的一半人向东，事前打电话报告了第13骑兵团的指挥官，告诉他我的巡逻范围包括一座桥。我们在夜里向那座桥开去。尖兵跑回来向我报告说，他听见桥上有人说话，说的是西班牙语。我因此推断这一定是维利斯塔人正在桥上埋地雷。我一直认为进行突袭是最好不过的行动。于是，我命令队伍排成一线，命令“举枪、冲击！”我们冲到桥边碰到了铁丝网，不得不停下来。就在这时，桥上伸出好些枪口。我骂着喊口令，问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回答：“13骑兵团巡逻队”这时我才放下心来，他们没有找到他们应该停止前进的桥，跑到我辖区的这座桥上来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按计划行事的重要性。

（四）

在1916年—1917年美国讨伐墨西哥的远征行动中，潘兴将军把他的前进指挥所设在一个叫做埃尔科夫雷的地方。指挥所由他自己、瑞安少校和我组成，另外还有4个士兵。潘兴将军向瑞安少校口授一个命令，并由我传达给驻扎在沙卡格兰德的第13骑兵团的一个连。命令是要他们向一个叫做普罗维登西亚的牧场前进，接着搜索它西面的山区。在书写命令时，潘兴将军的眼睛一直盯着四面的山区地带。我当时相信将军想对那一带山区进行搜索。

要递送这个命令，必须乘我们那辆老掉牙的福特牌汽车，开着车前灯，在根本没有路的旷野上跑一个半小时，并且随时都可能碰到维利斯塔人。于是，我找了一匹马，冒着雨雪、冰水，跑了整整一夜才到了这个骑兵连。我们到达普罗维登西亚后，少校把上尉们集合起来，发出了向普罗维登西亚西面的山区进行搜索的命令。普罗维登西亚位于山谷之中，两面都是山。潘兴将军的指挥所设在普罗维登西亚东面山的东面。因此，我建议连长向东面的山搜索。他把那张书面命令给我看，并且说：“你是要我违背这份书面命令吗？”我答道：“是的”。他对我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并说他要执行命令。我们搜索了一天，结果一无所获，最后翻过山丘返回潘兴将军的指挥所。

少校派人来叫我一起去指挥所。到了指挥所，少校说：就是这个青年人如何如何使他没完成任务。潘兴将军说：“巴顿中尉不管对你下什么命令都是我的命令。”然后，他转过身来问我：“你下的是什么命令？”我把情况说了说。他听了后说道：“你是完全正确的。”

在那个时候，一个中尉同一个少校之间的差别比今天一个中尉同四星上将之间的差别还大。因此，我觉得，我的这一行动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树立自信心，并且是正确的。

（五）

就在那件事件后不久，潘兴将军派我去给豪兹将军送信。但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豪兹将军去向的情报只是说他已通过普罗维登西亚牧场。我刚好是在天黑时乘车赶到了牧场，碰到第7骑兵团的骡马运输队。我从队长那里要了两名士兵和三匹马，一起去找豪兹将军。开始时天还有些亮，可以顺着这个连队的车辙前进。我们走不多远，又碰到了第10骑兵团的一支侦察巡逻兵。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的树林里到处都是维利斯塔人。但是我没听，继续往前走，最后于午夜时分来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原来一直沿着走的是一个峡谷，在这里变成了两个峡谷。这就遇到了往哪边走的问题了。向远处的地平线望去，我似乎看见最东面的峡谷上空的云层有反射的火光。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峡谷前进，途中遇到费切特将军（当时为少校）指挥的第7骑兵团的一支巡逻兵。他们劝我们不要往前走，因为峡谷里到处都是维利斯塔人。他们不知道豪兹将军是否去了那边，只是估计他没去。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终于找到了豪兹将军。

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实际的危险，但的确有许多精神上的障碍，在此我都没有把它们记述下来。

(六)

有一次当我在赖利堡当教官时,曾为二年级学员在我家里举行了一次单身汉聚会.当然，聚会是热闹非常，但绝没有酗酒闹事或其它什么不轨行为。第二天，指挥官可能是受了老婆的窝囊气，派人把我找了去，对我说，他得非常确切的情报，到我家聚会的一个尉官喝的酩酊大醉，他要我证实此事。我告诉他我拒绝这样做。他说：你这次任务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束了，你若不按照我说的去办，我马上就解除你的职务，从而把你以前的好成绩都一笔勾销。我只好撒谎说，我在昨天晚上的聚会喝的太多，注意不了其他军官究竟怎么样。后来这位负责军官也没继续追究。

（七）

1918年夏，我负责指挥的第301坦克旅的一队士兵正进行37毫米火炮的实弹射击，我在旁边观看。一颗臭弹在炮口就爆炸了，炸伤了二、三个士兵。接着又有一颗在炮尾爆炸，把炮手的脑袋都炸掉了。炮手们都不敢再开炮了。我当时是在场的最高级军官，责无旁贷地该我去试炮。奇怪，我接连发射三发炮弹，什么问题都没有出。这恢复了战士们对武器的信心。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这一次那样不想去拉炮栓。

（八）

在默兹一阿尔贡攻势期间，第301坦克旅的马特·莫格利希上尉那个连的坦克乘员们正在挖一条通向敌人战壕的壕沟。突然受到敌人大约300码外的地方射来的火力直接攻击，大家都躲了起来，不再挖壕沟了。为了鼓起士兵的勇气，我和英格利希上尉都站在胸墙顶上，这使战士们都出来继续挖下去。说来也怪，好几个士兵被打倒了，但我们俩子弹碰都没碰一下。我们有五辆坦克从这个壕沟开了过去，迅速冲向敌人的机枪，机枪立刻就哑了。我徒步跟在坦克后面往前冲，从后山坡的大约300名混乱不堪的步兵中穿过。这个山坡当时受到敌人远程机枪和炮火的猛烈射击。这时候，非常有必要让这些步兵跟着坦克冲，以扩大突破口。我命令他们向前冲，但无人理睬。于是，我只好叫他们自愿报名，一共有6个人，其中包括我的传令兵约瑟夫·安吉洛，愿意同我一起冲。我们开始向前冲去，其余的人就没有继续后退。在这次作战中，六个自告奋勇的人有四个被打死，我也受了伤。在更多的坦克冲上来时，这些步兵们也跟着冲了上来。战斗胜利结束，我因为这两项功劳饿获得十字军功章。

（九）

我在圣米耶尔战斗中负伤后，流了大量血，在离德军前线只有大约30码的一个弹坑里躺了将近一个小时。那段时间，我们不断受到敌人机枪和迫击炮火力的射击，但没有击中我们。由于我以前从没有受过如此重伤，因此觉得自己伤势严重，甚至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但是，我不顾医生的劝告，坚持要他们先把我送到当时正支援我们作战的第35师师部，以便在他们送我去医院之前，把我了解的前线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实际上，我的伤并不十分严重，这又是精神上的障碍在起作用了，它与肉体的障碍的影响一样巨大。

（十）

1942年11月9日早晨，我在副官斯蒂勒中尉的陪同下前往费德哈拉海滩。我们发现那里的情况很糟糕。船光是往里进，卸货之后又不推到一边。敌人不断向海滩炮击，法国空军也在进行空袭。尽管他们打得很不准，只击中很远的地方，但我们的人总要躲起来，拖延了卸船工作，特别是卸弹药的工作。这些弹药对我们真是生死攸关，因为我们正在南面只不过1，500码的地方进行一场重大战斗。

我继续留在海滩上，亲自帮着把船推到一边，敌机来了也不躲避。我相信，我的行动对消除部队的恐惧心理起了很大作用，使首次登陆取得了成功。我在海滩上呆了近18个小时，从头到脚全部湿透了。有人说，集团军司令不应该埋头去干这样的事情。我的理论是，对任何一个集团军司令来说，凡是完成任务需要他去的，他都应该做，而他的任务的百分之八十是要鼓起部队的士气。

（十一）

1942年11月11日凌晨2时30分，我被哈金斯上校叫醒。他向我报告说从巴特来了一个法国军官，他要去卡萨布兰卡，向那里的部队传达投降的命令。我们派人护送这位军官去卡萨布兰卡。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们要不要停止我们的进攻呢？这次进攻预定在当天早上7时开始，首先由空军进行轰炸。许多杰出的军官都劝我取消这次进攻。我都没同意。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对敌人的压力，我们就能迫使法国人投降。如果我们显出愿同他们讨论的迹象，他们就不会投降，而且由于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两倍，因此，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我下达继续进攻的命令。这天早上，我们在6时45分收到了卡萨布兰发来的愿意投降的消息。我们整整忙乱了8分钟才用无线电同预定于7时开始轰炸的飞机以及预定于7时16分开始炮击的海军联系上。在空军回答收到我们的电讯时离进攻的时间只剩下1分零15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