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末年，周武王为兴周灭商，统兵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与商军在牧野(今淇县南卫河以北地区)展开的决战。史称“武王伐纣”。
商朝自祖甲以后，在内外矛盾交织中逐渐衰敝。商纣王为加强王权，信用四方逃来的人，触犯旧贵族利益，造成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兼因施用残暴酷虐手段，加重剥削、压迫，更激化与奴隶、平民的矛盾，导致商朝统治危机。地处今泾河、渭河流域一带，被商征服的周族方国，自周太王时开始崛起，中经王季历，至文王继位，周西征诸戎，经略江、汉流域，势力日增，欲摆脱商朝控制。商王文丁杀季历，纣王一度囚文王,使商、周矛盾愈益加深。周文王鉴于“商、周之不敌”(《左传·桓公十一年》)，纳吕望等谋臣之策，恭顺事商，麻痹纣王，诱使商朝放松制周而用兵东夷(今江、淮地区)，乘机发展周的实力。对内修德行善，罗致人才，发展生产；对外笼络人心，争取与国，击破与周为敌的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嵩县东北)等商西部属国，将势力深入商畿之内，打开进攻商都朝歌之路。商纣王欲兴兵攻周，东夷又起而叛商，迫使纣王移兵东向，陷入与东夷的长期战争。
周文王卒后，周武王利用商朝无暇西顾的良机，加紧进行灭商准备。为团结反商力量,于继位后二年,载文王“木主”(灵牌)于军中，兴师东进，“观兵”盟津(今孟津东北)，进行渡河演习，相传有800诸侯前来会盟，结成同心灭商的联合阵线。周武王鉴于灭商时机尚未成熟，乃拒绝与盟诸侯即刻攻商之议，引兵西归，待机伐商。同时，以许愿封赐为条件，收买纣王重臣微子启、胶鬲等，促其内部反叛。又派间谍潜入朝歌，探察商朝情况。在周谋灭商，商亦谋伐周的形势下,武王得知商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走，太师疵、少师彊奔周，商纣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未还，朝歌兵力空虚，乃决定先发制人，乘隙直捣商都，以一举灭商。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1045年,另有前1057年等多说)一月，武王以遵奉文王之命，“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史记·周本纪》)为号召，与吕望、周公、召公等率兵车300乘，虎贲(周王近卫军)3000人,甲士4.5万人，自镐京(今西安西)东出攻商。周军进至盟津，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河流域)、髳(今山西平陆南)等八个方国部落军队及各反商诸侯军前来会合。武王作“泰誓”声讨商纣，宣称自己“恭行天罚”，以增强灭商的信心。时岁星(木星)在东,迎岁星而进为用兵所忌,又值大雨日夜不停。为不失战机，武王率周军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冒雨继续东进，从汜(今河南荥阳境)渡过河水(黄河)。面对水泛、山崩之灾，排除军中出现的畏惧之心，兼程北上，至百泉(今辉县西北)折而东行。沿途向商民宣告：周军不以百姓为敌，而是为民除害，争取商地民众支持。经六天急行，进抵牧野布阵，取得与商决战的战略主动。
周军压境的消息传到商都，纣王仓促部署防御，调集守卫国都的少数贵族的军队，并武装大批奴隶、战俘，开赴牧野迎战。在广阔的牧野战地，“殷商之旅，其如林”，纣王企图以众多兵力取胜；周军则“檀车煌煌，驷彭彭”(《诗经·大雅·大明》)，军容严整,斗志旺盛，具有必胜信心。二月甲子日凌晨,武王在阵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激发全军将士同仇敌忾之心；统一作战行动，规定每前进六七步、每击刺四五次即停止取齐，保持队形整肃，以确保指挥顺畅和车徒协同,发挥车战的整体威力；严申作战纪律,要求将士听从命令，奋勇杀敌，但不准杀降，违令者斩(史称“牧誓”)。
周武王誓师毕,命吕望率一部精兵作挑战性进攻,
示其必战之志，震慑、动摇商军。随即指挥以虎贲、戎车为骨干的主力猛冲商阵。商军中奴隶、战俘不堪忍受纣王的残暴，不愿为纣王卖命，希望周军迅速取胜；与周勾结的商贵族反对势力，亦早存叛纣之心。在周军猝然猛攻之下，商军“前徒倒戈”，为周军开路。武王与吕望等挥军冲杀，虽有部分商贵族军队拚死抵抗，终未能阻挡周军破竹之势，及至天明，商阵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回朝歌，于当晚登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攻克商都,武王举行祭社典礼,宣告以周代商，结束商朝约600年的统治，建立西周王朝。尔后分兵四出，征伐附商的各地诸侯，控制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
“小邦周”一战而胜“大邑商”，决非偶然。商
纣暴虐,不得人心,内部反叛，成为商朝败亡的致命因素。商纣未能摆脱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顾此失彼，为周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卑事商纣，韬光养晦，暗图进取,政治攻势与军事蚕食相结合,夺得战略主动权。周武王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先发制人，达成战略进攻的突然性,终于一朝灭商。周人成功的谋略运用,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张丽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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