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括凯撒继《高卢战记》写的另一部作品《内战记》和作者不详的三部小战记《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这五部战记常常被合在一起，称做《凯撒战记》。
　　经过七年苦战，凯撒征服了整个高卢，但他和罗马世界的另一个巨头庞培之间的关系却愈来愈紧张。克拉苏原来作为第三股力量，在他们之间起着平衡作用，这时已经死在安息（前53年）。凯撒的独生女儿尤莉娜嫁给庞培，本来是他们间的联系桥梁、又因难产身亡（前52年）。从此他们间的关系急转直下。这两个人，一个有从高卢战事中获得的财富、声望和一支久经沙场的军队作为资本；另一个有元老院、整个罗马的国家机器以及除高卢以外的所有行省在作后盾，可以用合法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双方都有恃无恐，终于使内战的爆发变成不可避免。
　　内战有它很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主要是由于一两个世纪以来，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它的国家体制却没能跟上去。奴隶主阶级中的所谓民主派和贵族共和派分别代表要求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两种势力，展开了历时百年的激烈斗争，爆发在公元前49年的凯撒和庞培间的内战，就是这两种势力的总决战和总清算。它的直接导火线则是凯撒的职位继承问题。
　　凯撒的高卢行省长官职务，根据瓦提尼乌斯法案，原任期五年即从公元前59年3月1日到前54年2月底。在公元前55年，又由特雷博尼乌斯法规定延长五年，即从公元前54年3月1日延长到前49年2月底。任期满了之后怎么办，这件事不但凯撒自己担心、而且他在罗马的那些同党也着急。如果他到那时放下兵权，只身返回罗马，以马尔库斯·加图和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等人为首的他那些政敌，肯定会利用这机会来陷害他，主要办法是摭拾一些他在行省的违法行为到法庭上去控告他，轻则流放，重则还有不测之祸。因为罗马的法律规定现任官员不受控告，所以凯撒考虑，他只有以现任官员的身分返回罗马，才可避免这种危险。因而最理想的事情就是他在高卢任满之后，马上当选为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按照多年来的老习惯，他在公元前49年2月底任满后，来接替他的一定是公元前49年的两个执政官之一；但他们不到任期届满时，不能离开罗马前来履任。这样一来，凯撒即使在这年3月初满任，仍可以留在高卢任上，宜到年底交接，然后年初到罗马去接任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但他要当选执政官还有一重障碍，罗马的法律规定参加执政官竞选的人必须在选举前亲身到主持选举的官员那边去报名登记。凯撒身在高卢，自然不能到罗马去登记，这样就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这一点，凯撒本来早已有所准备。公元前56年他和庞培、克拉苏在卢加会议时，三方就已经约定凯撒在公元前48年回罗马去担任执政宫。这就等于是允许他可以免去亲身赴罗马登记这一手续，只是当时并没正式用公民大会或元老院的一道法令明确下来，宜到公元前52年，才由十位保民官联合提出允许凯撒免除亲身竞选的法律草案。尽管这时庞培已经在和元老院里的贵族共和派接近，但他还没有下决心反对凯撒，所以便让这条法律通过了。但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庞培得到加图一流人的拥戴，担任了无同僚的执政官，建议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其中就有一条规定以后执政官和司法官一年任满之后，不得马上出去担任行省长官，而须间隔五年。还有一条法律重申过去的选举法，规定自选者必须亲身到场登记参加竞选。前一条法律意味着来接替凯撒的，不再是他原来设想的公元前49年的两个执政官之一，而是五年前早已卸任的某一个执政官。这是一个早已闲在罗马的人，一接到任命就可以在公元前49年3月初进来接替。这就使凯撒失去一段可利用的过渡时期。后一条法律等于取消了十位保民官提出通过的法律。后来经过保民官们抗议，庞培虽然答应可以把凯撒作为例外，而不必亲身竞选一节插进这后一条法律，但显然将来还可借口它是事后插进去的而否认其合法性。这也就是说，凯撒在行省长宫的任期届满后，势必出现一段既非行省长官又非现任执政官的时期，他要不是作为一个流亡者逗留外国，就是作为一个私人返回罗马，听任敌人摆布。凯撒当然不是一个会俯首听命于敌人的人，在平息了高卢大起义之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准备应付这场新的挑战。
　　他在这段时间里做了许多讨好罗马人民和军队的事情，例如他以追悼他死去的女儿尤莉娅为名，在罗马举行大规模的招待演出；他用在高卢掠来的大宗金钱在罗马和意大利到处建造公共建筑，最富丽堂皇的就是罗马大市场的“尤利马斯公所”。至于名公大老接受他馈赠和借款的更是不计其数。大概也正是在这时，他把士兵的薪饷高了一倍。他又答应给河北高卢人罗马公民权，对新征服的外高卢地区更是软硬兼施，在镇庄了大起义之后，马上回过头来竭力拉拢起义者们的领袖们，居然做到使高卢在后来发生内战的时候，成为他最可靠的后方。
　　凯撒一面在意大利内外大事收买人心，一面又想尽办法在元老院里争取事情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认为，自己的目标十分明确，如果能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得到，就决不冒险使用武力。他自信只要一旦当上执政官，回到罗马去和庞培面面相对，自然有办法制服他，至于那些傲慢无能的贵族共和派，更不在他眼中。因之，首先他决心不和元老院决裂，宁愿作出一些让步以期通过谈判达到目的。其次他还在元老院中安插一些得力的保民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使他们用否决权来阻止贵族共和派采取不利于他的措施。公元前50年的保民官库里奥、公元前49年的保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和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就都是他的这种工具。
　　果然，在《内战记》一开场就可以看到，凯撒的一再让步，一再提出和解的建议，使元老院中的贵族共和派阵脚大乱。他们的头头们理屈词穷，进退失据，陷入非常狼狈的境地。凯撒的代理人库里奥、安东尼等人在元老院的阻挠活动，也使得这些人寸步难行。这些口口声声以保卫法律、保卫祖宗成法自居的人，被迫只能一步步走上践踏一切法律和祖宗成法的道路，他们最后援用紧急戒严法和逼走保民官，无异授人以柄，使凯撒虽然失去了合法解决的机会，却得到了带兵渡过鲁比孔河的借口。
　　《内战记》一开始就紧接《高卢战记》，从凯撒和元老院之间的往来交涉讲起，讲到渡过鲁比孔河后怎样在意大利人民的热烈支持下节节胜利、终于迫使庞培放弃意大利逃往东方；然后再分别叙述在西班牙、马西利亚和阿非利加的战事；最后才叙述东方战场的正式决战，凯撒在法萨卢斯一战击溃庞培，庞培在逃去埃及时死在亚历山大里亚，凯撒接着也追到那边，卷入埃及的王室纠纷。
　　《内战记》之出于凯撒手笔，一向没有人怀疑，因为它的写作手法、风格和习用词汇等等，都是和《高卢战记》一致的。从几次提到战后的事情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内战记》是在蒙达战役（公元前45年）之后，整个内战已告结束时才写的。但书名既然叫《内战记》，何以又只写内战的最初两年，而不一直写到结束，这可能是和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被刺的悲剧有关的。
　　紧接《内战记》的；是一向都收在《凯撒战记》中的三篇小《战记》。首先是《亚历山大里亚战记》，不分卷，作者是谁无法确定。很多人根据《高卢战记》卷八的一段前言，认为也是伊尔提乌斯所作。但早在公元二世纪初苏托尼乌斯就对此表示怀疑了。
　　这篇《战记》从凯撒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后、卷入埃及王室的内争写起，叙述凯撒怎样击败年轻的国王托勒密和拥护他的那批宫庭权贵，重新安排了埃及的王位；接下去又叙述同时或稍后在小亚细亚、伊庇鲁斯和西班牙的军事行动，直讲到凯撒征服本都国王法尔那克斯为止。
　　有人认为这篇战记本来也许不叫现在这个名字。原作者的意图既然不是想把它写成一篇独立的著作，而是想把它作为《内战记》的第四卷的。因为它不仅仅叙述了发生在埃及的战事，而且全面记述了公元前48年初到明年9月的全部罗马世界的大事。在全书的78节中，埃及的战事只占33节，一半都不到，说明作者不是专为埃及的战事而写的。从叙事笔法中看得出作者想把它直接作为《内战记》续篇的其它痕迹，如在第4节提到前国王的子女为争夺王位发生战争时，说：“正象前面提到过的那样……”这里所说的“前面”，指的正是《内战记》的卷三112节。因此，说作者原来打算把它作为《内战记》的第四卷，也许是正确的。
　　原书虽然不及《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那样叙述生动、文笔简洁，但前人都认为它的记述清楚扼要，文字也很流利通顺，至少是这三篇小《战记》中最好的一篇，唯一的缺点是行文过于单调，而且作为凯撒派的一分子，对他自己这一派回护之处太多，最显著的是绝口不提凯撒因和克娄巴特拉有暧昧关系而偏袒她。凯撒在结束了亚历山大里亚之战后，尽管东方告急文书雪片似的飞来，还是在埃及这个温柔乡里泡了三四个月。作者对此也只字不提，倒象他是一结束战争就马上赶到小亚细亚去似的。同样，在第65节，他虽然叙述了发生在罗马的动乱，但却又只是抽象地说了几句，不指出为首者是谁来，这也显然是在为凯撒派的头头之一的多拉贝拉进行掩饰。
　　与《亚历山大里亚战记》衔接的是《阿非利加战记》，它记述凯撒在结束了东方的战役，在意大利略事逗留后，便带着一支力量极为单薄的军队在阿非利加登陆，打败集结在那边的庞培余党西皮阿、加图、拉比努斯、阿弗拉尼乌斯以及支持他们的努米底亚国王龙巴等人，收复阿非利加行省，并把努米底亚改为行省的经过。
　　本篇作者不知何许人，曾经有人竭力想证明它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手笔，又有人想证明它和《西班牙战记》都是盖尤斯·奥皮乌斯的作品。在阿非利加战争时这两个人虽然都在凯撒军中，但还没有证据证明这就是他们写的，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夙负文名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也许要比现在这两篇高明一些。
　　从这篇战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凯撒的忠诚和敬爱。例如，第2—3节描写他的胆大心细，敢于带着极单薄的兵力渡过海去；第10节写他的英雄气概成为彷惶中的士兵们的唯一安慰；第31节说他坐在帅帐中运筹决策，用不着亲临现场；第44—46节说他的老部下如何愿意为他牺牲。这样尽情流露对凯撒个人的热爱和崇拜，都是其他战记所少见的。还看得出的是作者对作为一个罗马人的骄傲，西皮阿对龙巴的刻意奉承和阿奎努斯对龙巴的畏惧（见57节），都受到作者的无情鞭挞。
　　从《战记》中的许多细节描写来看，从它的详细记录行动日程和兵士的心理状态来看，都足以说明作者是一个在场的参加者，但从他对战事经过描写得如此具体、细致，而对凯撒的决策过程和战略意图记述得如此之少来看，又说明他是一个和指挥作战的那些核心人物并无接触的人，至多只是一个百夫长或军团指挥官而已。因此他对整个战局的记述，往往有轻重失当，主次颠倒的地方，如在第59—60节缕缕细述双方的阵势布置，不厌其详，实际上这次却没发生战争，而对最后决定全局的塔普苏斯战役，反没有这样详细的叙述。
　　作者在叙述时常常混有一些希腊字和俚语，文字也太嫌单调、重复，象在90多节文章中，竟有30节以上用“与此同时”开场，令人反感。在语法上也有很多可议的地方。但这些仍不妨碍它成为一篇记述翔实、清晰可读的信史。
　　叙述内战中最后一次战役、也是凯撒一生的最后一次战役的是《西班牙战记》。它叙述庞培的余党在阿非利加失败之后逃到西班牙，和当地的叛军结合在一起，奉庞培的两个儿子为领袖，再次负隅顽抗。凯撒又一次带着军队进入西班牙，在几次血战后击溃他们。
　　《西班牙战记》的作者是谁也无法查考，看样子是凯撒部下的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老兵或百夫长之类人物写的。人们历来都认为它不但是这几篇《战记》中最糟的一篇，甚至还是所有拉丁古典作品中最糟的一篇。只因为作者是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事的人，记载比较可信，而舍此以外又再无其他记述这一战事的作品，这才附在别的《战记》之后一起保留下来。
　　作者真实地记叙了处在他这样的地位所能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有时差不多是逐日排好的：“接着下一天”、“次日”、“在明天”、“在这天的晚些时候”……就象是在记流水账。而且他的记述往往都是完全无关大局的事：捉到一个谍报人员、逃来一个妇女、逃走一个奴隶等等，有时他还忽然想到有什么事情忘了记，马上就插了进去：“我没有在前面该提的地方提到……”。
　　作者写作的技巧差，使用的词汇非常贫乏，语法不通的地方也很多，而且还夹杂了许多希腊字和土语，但他偏偏又是所有这几篇《战记》中最最喜欢掉文的人，他津津有味地两次引用恩尼乌斯的诗句（第23和31节）一可惜它们只是当时书塾中常用的千家诗、神童诗之类的起码读物——他还卖弄地引用了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和门农决斗的故事。这些都是前几篇中所没有的。
　　除了写作水平差之外，《西班牙战记》的几种古代手抄本，又是脱漏最多，错误也最多的一篇，因之有许多地方简直无法读下去。历来注释和翻译它的人，只能各人恁自己的理解来注释和翻译，而且往往随便改动文句，以求可解，可是这些改动并没使它变得好懂多少，只是引来了更多的争论。洛布古典丛书本也是这样，有时为了给原文改动或增删了几个字，便在书后附了几条长达千言的说明，翻译时只在这些说明中摘引了少数作伪注释，其余的都未译。
　　本书是根据洛布古典丛书本的拉丁原文译出的；但原书《内战记》和《亚历山大里亚战记》等三篇小战记是分成两册，分别由A.G.Paskett和A.G.Way两个人编译的，体例不一。比如《内战记》不象三篇小战记那样有内容提要和大事年表，翻译时为体例统一起见，索性不用三篇小战记原来的内容提要，改用McDevitte本的包括有《内战记》的内容提要，大事年表则由译者补充了《内战记》包括的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