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信徒，我认为我没有义务向国外的任何人交代，即便是在布加勒斯特，当情报局要求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这样认为。至于在国内的工作，在自己人民当中的工作，我们有义务只对人民负责。有权要求从我这里听到全部真实情况的，莫过于你们。你们同我一起在乌日策战斗过，我们一起越过利姆河，穿越波斯尼亚东部和克拉伊纳，在格尔梅奇山下，在奈雷特瓦河第一次遭到切特尼克的腹背攻击，经历了伊格曼的惨重损失，目睹了从尼亚和科尔敦来的一队队饥饿的孩子和妇女，目睹斑疹伤寒流行，在苏捷斯卡我们的数千名战士染上了瘟疫……我清楚：你们同我一起开拓革命的征途，同我一起护送过斑疹伤寒患者的队伍，用希望鼓舞在被烧毁和洗劫的村庄里幸存下来的人，正是你们一定会最理解，而且更加相信，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

我同我们的许多同志曾被宣布为盖世太保的特务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只是因为我们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和国际主义的原则，不同意有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不同意仰仗他人的鼻息，不同意把我们的财富弄走，要我们的人必须俯首听命与外国的军事和经济顾问，为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效劳。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难道有什么比不公正地宣布他为叛徒，今天全世界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否定我们的当并宣布我们的国家为瘟疫地区这件事更难受的呢？我相信，我们会有力量战胜这一切，但是问题是：是否能预见到真理将取胜的时刻的到来。

现在我比迄今任何时候都更难受。在地下活动被人追捕的时期，在狱中和向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候，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不仅仅是我们对我们斗争的正义性和必不可避免性有不可动摇的信心，而且还有世界进步运动给予我们国际声援和支持的强烈感情，哪怕这种声援和支持是道义上的也罢。而今天，由于真理被迫处于无可奈何的地位，我们成了孤立无援的人。我们能否选择盲目屈从的道路？在多年艰苦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将面临可能更加困难的时期，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我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向斯大林和情报局屈服的道路。假若我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仍然会受到赞扬，说我了不起，而且对我个人也有好处；我也不会成为“叛徒”，“出卖灵魂的人”。但是，这样的道路我不能选择。假若我这样做了，将给我的整个一生蒙上耻辱，而我是一个房无一间的工人和无产阶级战士，一个尝过什么是被剥削，依附他人的滋味，经历过革命者之路，经历过牺牲在战场上和断头台上的人的指挥员之路的人。那样做的话，我真的会感到我是一个出卖了灵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