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生于马格德堡。12岁时成为普军士官生，曾参加对法作战。1803年从柏林军校毕业后，任奥古斯特亲王副官。1809年调普军总参谋部，协助总参谋长沙恩霍斯特进行军事改革。1812年赴俄参加抗法战争。1814年回归普军，任布吕歇尔军团第三军参谋长。1818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晋升少将。1830年任炮兵第二监察部监察。曾长期潜心研究军事理论，著有军事巨著《战争论》。

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发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只有战争真的像按纯概念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就好像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本身的规律，就像一包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只能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直到现在，每当军事与政治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理论上的分歧时，人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实世界的战争并不是极端的行为，它的紧张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失的。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很强，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有些又太弱，以致不起什么作用。因此，战争仿佛是暴力的脉冲，有时急有时缓，有时快有时慢，最后达到目标。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有一段持续时间，足以使自己接受外来的作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简单地说，战争仍然服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政治目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决定一切的，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因此，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所以，政治贯穿于整个战争行为之中，并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中也可以这样要求。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密切，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我了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越加一致，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是政治的。

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起见，在这里必须说明，战争的自然趋向只是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决不是指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例如作战双方的各种情绪和激情等等）的趋向。诚然，情绪和激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激发得很高，以致很难把它保持在政治所规定的轨道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矛盾的，因为有了这样强烈的情绪和激情，就一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宏大的计划。如果计划追求的目的不大，那么群众的情绪也就会很低，以致往往需要加以激发，而不是需要加以抑制。

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即使政治真的在某一种战争中好像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都同样是政治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头脑，那么，导致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括在政治要考虑的范围之内。只有不把政治理解为全面的智慧，而是按习惯的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才可以认为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是政治的。

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念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因为，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首要的、涉及面最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