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1　3　4>>
　　1931～1934年间,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策 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1932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之江口圩会议，拒绝了他提出的向敌统治力量薄弱，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和地形条件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的战略方针。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又对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并免去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仅保留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3月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之后,9月,又集中5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一方面军执行“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阵地战方针,致使红军连续遭到严重挫败并陷入日益缩小的包围圈。国民党军推进至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他随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红军长征冲破重重阻拦，渡过湘江后，在遭到严重损失和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堵的紧急关头，他说服一些中央领导人，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的计划，改向战斗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军阀统治的贵州进军，使红军摆脱了险境。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受到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并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这次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他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后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从1月至5月，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声东击西，迷惑敌人，迂回穿插于国民党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随后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从而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指挥部队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拒绝张国焘企图要挟中共中央南下四川、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1军、红3军(即红1、红3军团,后整编为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0月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与红15军团会师。11月，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任政治委员。继而指挥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日益加 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妥协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会上他根据全国形势和中共的总政策，提出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的战略方针。会议肯定了他的意见，作出《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936年2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东征山西，准备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动回师陕北，并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陕甘宁西部边境地区西征，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0月组织指挥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于甘肃会宁和静宁地区胜利会师。11月中旬，指挥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安事变发生后，同周恩来等推动事变和平解决,为后来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铺平了道路。同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是一部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5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他 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着重强调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形势下，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卢沟桥事变后，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文章，提出中国抗战应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坚决抗战的主张，8月下旬在陕北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应以创建敌后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等为基本任务；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艰苦的持久战。8月25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同时组织八路军主力由陕西三原、富平地区先后出发,挺进华北抗日前线。9月，根据日军占领山西大同后的形势，判断日军必取大迂回姿势，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进而实现夺取华北五省和战略中枢恒山山脉的战略企图，决定变更八路军原定战略部署，将集中部署改为分散配置，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日军取四面包围的姿态。并要求在日军占领整个华北后，唯一的就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10月，指示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保卫忻口、太原战役，在日军之翼侧和后方积极钳制与打击敌人。与此同时，在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活动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后，于1938年2～5月，先后致电项英、陈毅，指示加紧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指出新四军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其主力应首先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分兵一部进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北渡长江开辟江北地区。同时指示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坚决采取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从而先后在华北、华中创建了多块抗日革命根据地。
　　1938年5月，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明确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9～11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会议重申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同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改变了侵华的方针和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逐渐转移主要兵力打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大搞反共磨擦活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击日军的“扫荡”、“蚕食”、“清乡”和“封锁”，并号召全国人民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下,动员一切力量,为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而奋斗。1939～1941年间，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在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之下，为中共反对顽固派的斗争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原则。为了打破日伪顽军对抗日根据地军事上的夹击和经济上的封锁，他从1941年起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发展群众武装，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1943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