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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11.8～1990.9.21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徐象谦，字子敬。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均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 、反封建思想 ，被校方辞退。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毕业后留校任排长。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由共产党员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政治指导员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司令部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在工人赤卫队中任第6联队队长,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训练。广州起义中率队苦战3昼夜,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东江武装斗争。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弱小的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发动的3次“会剿”,歼灭大批地主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同年11月,与31师党代表戴克敏共同总结鄂豫边斗争的经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运用集中作战与分散游击、号召群众参加红军作战、敌进我退和敌退我进、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游击战争的原则，使鄂豫边红军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0年春,任红1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乘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段,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以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灵活多变的战法，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红4军军长，与政治委员曾中生率部南下，1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7个多团。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1931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筹划第三次“围剿”时,先敌之机,以“飘忽”战术在外线寻歼敌人,采取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击敌一路、各个歼灭的方针，组织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进攻性战役,歼敌正规部队近40个团6万余人,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鄂豫皖红军至此发展到4万余人,根据地也迅速扩大，在26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口达350万。在此期间,对张国焘军事指导的错误和“肃反”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 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因敌众我寡，四面受敌，在鄂陕边界漫川关陷入困境。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的错误主张，果断指挥部队集中突围，转危为安。随后，他指挥部队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艰苦,行程1500余公里，连续击破国民党军10余万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起,采取以逐步收紧阵地为特点的运动战战法，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随后又指挥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人口达400余万。1933年11月～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参与领导开创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红军的政治建设，主张大力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教育；倡导红军内部发扬民主精神，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主张从严治军，把爱护士兵与严格管教统一起来，把民主与纪律结合起来。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共同制定了不拿穷人一针一线、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积极宣传红军主张、获得物资要先顾伤员等10项军纪。并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因势利导，培养出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袭、追击等战术特长的“拳头”师团；注重部队的作风建设，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培养锻炼了红四方面军“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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