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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指挥广昭、陕南、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并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通道。同年9月,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联名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在中共中央和第1、第3军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待机打开到新疆的通路。西路军浴血奋战4个多月,歼敌约2万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与陈昌浩离开部队,去党中央汇报。在途中历经艰险,于1937年6月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38年4月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要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提出具体的战术要求和实施计划,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正确的政策,收编和改造各色旧式武装,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动的武装磨擦,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起,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同年6月奉调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与此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普遍组织各种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7年6月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主力进军大别山后,他负责主持军区的工作,并指挥留下来的少量部队和地方武装,于同年年底进行了运城战役。1948年3~5月指挥临汾战役,针对多数部队刚由各分区地方武装升级编成、新战士多、装备差、缺少攻坚经验等情况,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狠抓战前战中的训练和教育,使部队战斗力迅速提高,攻克了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巧妙的战法调动敌人,连续作战,分批歼敌,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解放县城14座。1948年10月~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与刘伯承共同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军及民兵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坚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重视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建设,注重军队中的人才培养、军事科学研究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198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要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并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以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1日于北京病逝。
在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撰写过多种军事论著。主要著作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1993);并有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于1984年起出版。(见徐向前的军事思想)(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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