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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起,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先后组织指挥39个团和大批地方武装对正太、津浦、平汉、北宁、沧石、沧保等铁路、公路进行破击战,破坏了日军占据的华北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推行的“囚笼政策”。1941年秋,在7万余日军对北岳、平西根据地大举“扫荡”时,部署主力相继转至外线,同时率领党政军机关近万人,在只有1个团的兵力掩护下,巧妙跳出合围圈,粉碎了日军围歼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企图。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相机袭击和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在敌后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领导晋察冀军民挫败了敌人1万兵力以上的10次“围攻”和“扫荡”,以及5次“治安强化运动”,从而扭转了晋察冀边区的困难局面。1943年秋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8月11日起,根据中共中央实行全面反攻的指示,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解放了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和内蒙古)、热河省(今分属辽宁、河北和内蒙古)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辽宁省部分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根据中共中央意图,陆续抽调大量晋察冀的部队和干部支持东北战场。1947年4月,指挥正太战役,置增援之敌于不顾,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歼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路沿线7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又组织所部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创攻克坚固设防重镇的范例。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同年3~9月,先后组织进行了察南、绥东、热西、冀东、保北、绥远等战役,共歼敌5.6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平津战役发起后,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作战,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还参与领导和平谈判,推动了北平(今北京)的和平解放。2月兼任平津卫戍司令。9月,任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迅速整顿了平津地区的社会秩序,完成了和平改编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属25万人的任务。1949年6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1950年初,任代理总参谋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主要是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以及主持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参与组建各军种、兵种领导机构和军事院校,制订军事条令、条例等。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同年7月, 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4月,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在领导国防科学技术工作中,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贯彻中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6年,在参与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同时,组织草拟了“关于十二年科学规划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意见,明确了武器装备科学研究的奋斗目标。同期,积极组建机构,组织队伍,使国防科学研究力量迅速扩大。到1960年陆续建立了导弹、原子弹、飞机、舰船和军用电子设备等研究院,并相应建成了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以及必要的科研服务机构。
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先后于1960年7月3日、1961年8月20日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力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科研攻关,继续研制导弹、原子弹。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支持下,采取突出重点,任务排队,组织全国大协作,狠攻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仅用5年时间,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并为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研制常规武器装备和民用科研项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而受到压制和打击。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内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参与领导了人民解放军和国防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在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自力更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精简和完善军队编制体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1月,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病逝。著有《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聂荣臻回忆录》(1984)等。(见聂荣臻的军事思想)(魏巍 周均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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