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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指使夏斗寅、杨森部袭击武汉。他在叛军逼近武昌时临危受命，组织留守武汉的部队反击叛军，经3日鏖战,从纸坊镇打到汀泗桥，将叛军击溃，使革命中心武汉转危为安。同年7月下旬,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 8月1日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指挥起义军骨干力量第24师英勇奋战,歼灭守敌第6军57团和第3军23、24团。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南下途中参与指挥会昌战斗，所部第24、25师担任主攻，率先突入会昌县城，重创国民党军钱大钧部，并将增援之敌黄绍竑部击退。起义军进入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实行分兵后，与贺龙率第11军24师和第20军1师、2师向西进取东江地区时，于揭阳县山湖(即玉湖)附近地区遭遇国民党军东路军，激战3昼夜，因敌众我寡，伤亡很大。后转到普宁流沙又遭东路军大举进攻，当起义部队余部撤往海陆丰地区后，他与聂荣臻等伴同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乘船潜往香港。同年12月10日由香港到广州，旋即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当晚在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他根据敌强我弱和敌军必将调动主力向我反扑的形势，提议尽快以缴获的武器扩大部队，趁敌军反扑之前主动撤出广州，保存实力，另图发展，但未被采纳。12日，在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敌人大举反扑的危急时刻，与聂荣臻一起果断下令撤退，保存了部分武装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党内“左”倾领导的指责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因而消沉，出走欧洲，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到澳门，渴望参加抗日救国。1933年应国民党军第19路军将领的邀请，曾到福建参加抗日反蒋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积极参与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出任军长。1937年10月应召赴延安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决抗战到底 。1938年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领导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为了执行中共中央给新四军制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39年5月他越过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对部队进行整顿、扩编,分途挺进皖东敌后，在淮南津浦路东西两侧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2日,日军5000余人在空军配合下,分两路进攻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军有意避战，纵敌肆虐的情况下，他亲赴前线指挥军部直属部队，选择险要地形部署兵力，以节节堵截、相机反击、日夜袭扰的积极防御战法，消耗、疲惫敌人，经7昼夜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于8日晨将敌全线击退。继率部猛烈追击至泾县县城再度将敌击溃，收复县城。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他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挺北上就职之前，由陈毅代行其职权)。叶挺在新四军任职期间，针对国民党限制新四军发展的方针，在编制、经费、防区以及两军关系等方面，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了许多交涉和斗争。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向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国际人士和国民党内的朋友等，募集物资枪支款项，并动员一批学者、故旧、亲属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力量。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驻皖南部队，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部队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犹豫动摇、一度放弃领导的严重情况下,他临危不惧,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弹尽援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失散、牺牲和被俘。他自己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先后被转到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监禁五年零两个月
。面对蒋介石 、陈诚、顾祝同等威逼利诱，他严词拒绝，坚贞不屈。写信向蒋介石表示：“挺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并作《囚歌》明志,申明他不会“由狗的洞子爬出”,去接受“自由”，而只期待着“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5日即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实现他多年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于7日复电,称赞他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决定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8日，由重庆赴延安出席全军整编会议，因途中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遗著有《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等,他记录军旅生涯的部分照片，被收入《叶挺将军摄影集》。(见叶挺的军事思想)(段雨生 赵酬 李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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