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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1　3>>
　　同年11月～1931年9月，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这期间，红军形成了以弱胜强的一系列作战原则。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7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了红军的阶级性质、历史任务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要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军事技术,遵守铁的纪律,进行集中的领导和统一的训练。还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些论述,对进一步明确红军建设的方向，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11月，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选为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主席。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他和毛泽东等共同探索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实践，为革命的发展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1933年春，他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大兵团伏击歼敌的战法,在地方军、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于黄陂、草台岗等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近3个师,挫败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6月,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提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阐明了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和周恩来、王稼祥一起，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错误的战略指导,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继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同年1～5月上旬,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8月，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他和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张国焘对抗党中央北上方针，在过草地时悍然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此时，他虽身陷逆境，仍坚持拥护党中央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并深入到部队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次北上,同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继续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对于红一、二、四方面军最终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开展新的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6月,他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开展军事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8月下旬,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参与制定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被任命为由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委分会)书记。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重大胜利。10月，与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从而加强了中共对八路军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陆续开辟了晋察冀边、晋西北、晋冀豫边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挫败了日军对晋察冀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多路围攻。1938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重大意义和战略作用。同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1939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挫败了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和向晋西黄河河防的进攻。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八路军各部挺进冀南、冀中、豫北和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经过积极作战，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抗日战争期间，他模范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争取中间力量，对国民党军进行了真诚、细致的团结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磨擦，向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时，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3月,他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 (今北京一汉口) 东西两侧先后进行了卫(河)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痛击顽军石友三、朱怀冰部，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5月,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8月，与在前方的彭德怀、左权联名发电，部署八路军在铁路交通线开展破击战，后发展为百团大战，沉重打击日军。他在协助毛泽东指挥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注重部队建设。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于同年冬首倡“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下垦荒屯田，逐步做到生产自给，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南泥湾精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优良传统。1941年10月，他在延安参与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被选为大同盟执行委员。1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由他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他在延安期间,还集中精力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并发表许多文章，论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所必备的诸要素；不同革命形势下战略战术的转变；军事教育和作战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密切配合；军队管理和训练的原则与方法；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力戒居功自傲等，对于从政治上、理论上和实践上提高军队的素质，增强战斗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