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1　3　4>>
　　1929年3月,他起草了中共中央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强调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重要性,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去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主张游击战争应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给养丰富和地势险峻的地方发展。提出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思想。同年8月,为中共中央写了《给四军前委指示信》，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成为红军扩充的基础；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红军中党的组织应比较集权,但同时应有党内民主等。9月，他审定了陈毅按照中央会议和他自己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充分肯定了红4军斗争的经验,强调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并对红军的建设,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发展方向，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中党的工作以及红军当前的行动等问题作了指示,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9月,同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会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 告，指出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已不仅是发展游击战争生长红军，而要更进一步强固红军。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应反对只注意到发展而不注意巩固与加强的错误观念。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中央起草指示，通报这一胜利，并要求其他苏区在反“围剿”中必须“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同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后，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毛泽东 、朱德等对红军进行训练和改编 ，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作了整顿和改进。1933年春，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先以退却迷惑疲惫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在地方军、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于黄陂、草台岗等地歼灭国民党军近3个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见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1934年初，从前方回到瑞金,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际上丧失了对军队的指挥权。2月出席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同朱德、王稼祥一起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建军基本原则。并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的胜利，并认为红军必须在一切行动的纪律上，使群众认识真正是自己的军队，才能取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同年10月组织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决定周恩来和朱德为中央主要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3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指挥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北上的方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和毛泽东等领导红1军 、红3军(即红1军团、红3军团)北上到达陕甘苏区，并参与指挥部队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同年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参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与东北军和国民党17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1月赴前方部署山城堡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