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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1 2 4>>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赴西安和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同朱德 、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随后与蒋介石达成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长江南北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参与制定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赴山西,推动和协助第二战区将领保卫山西腹地，并协调八路军与友军的作战行动。11月太原失守后，在临汾会议上强调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坚持华北的持久抗战，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并同刘少奇一起提出迅速扩大人民军队的主张。此后，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武汉、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参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主持南方局的工作。 1938年3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9月
,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抗战形势与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报告，指出抗战将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使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并要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在统战工作中，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宣传抗日，动员人民，为坚持国共合作，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同时指导华南敌后的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和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等。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8月回到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同毛泽东、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达成“双十协定”。以后率中共代表团继续在重庆、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于1946年1月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
,并出席有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共方面参加执行停战协定的军事3人小组,力争国内和平。在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广大群众。11月，他从南京回到延安。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他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与彭德怀等西北野战军领导人组织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歼灭战和沙家店等战役。同年7～9月，协助毛泽东部署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地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大量歼灭敌人。同时，协助毛泽东指挥内线各兵团开展强大攻势，迫使国民党军全面转入防御。8月兼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并提出“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的建军要求。此后，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济南等战役。在从1948年9月开始的战略决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近200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继而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和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的大进军，解放了全国大陆和部分岛屿。在此期间,还指导了湖南、绥远(今属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和平解放工作。同时,致力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要求部队进入城市后必须严守纪律，执行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犯。还参与领导军队整编，实行统一编制和番号，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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