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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红3军与红6军团在川黔边界会师。3军恢复2军团番号，他任军团长，与政治委员任弼时统一指挥红2、6军团的行动。为策应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于10月率部发起湘西攻势，在永顺龙家寨歼湖南军阀陈渠珍3个旅大部，乘胜攻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诸县城，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1935年初，国民党军以80余团兵力，分6路进行“围剿”，他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红2、6军团应主要在湘西、鄂西进行内线作战的指示精神，集中主力在敌侧后行动；当敌分进合击时，采取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战法，在桑植陈家河歼敌58师172旅，接着又在桃子溪歼敌58师师部及174旅，并乘胜东出慈利，连战皆捷，其余各路敌军纷纷后撤。5月，他在正确分析形势后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指挥红2、6军团突然转向湖北，以一部包围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区打援，歼敌41师师部和121旅；8月在板栗园设伏，歼敌85师大部，随后又在芭蕉坨击溃敌陶广纵队10个团，彻底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并乘胜展开反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
　　1935年9月起,蒋介石又调集130余团兵力“围剿”红2、6军团，他与任弼时等决定率部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11月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初进入贵州乌蒙山区，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包围中，指挥所部采取忽南忽北、时东时西地同敌人兜圈子的战术，转战千里。3月下旬率部跳出包围圈，进占贵州西南部的盘县、亦资孔地区，月底收到红军总司令部关于要红2、6军团北上与红军主力会合的电报，遂率部西进,于4月下旬从滇西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7月初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央电令，2、6军团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下旬，率部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与一方面军会师。11月指挥所部参加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与政治委员关向应等率部进抵晋西北抗日前线，在雁门关等地袭击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1938年3月，指挥所部对日伪军进行反围攻作战,集中主力破敌一路,采取断敌补给、迫敌出逃,于运动中歼灭敌人等战法,歼日伪军1500余人,先后收复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秋，派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今属内蒙古)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2月，率120师主力东进冀中，兼任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八路军冀中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该区部队作战，挫败了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第3、第4、第5次围攻，帮助了冀中八路军3纵队，巩固扩大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所部也从到冀中时的6000余人扩大到2.1万人。1939年9月率部北返途中，在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配合下，指挥陈庄战斗,歼日伪军1200余人。1940年2月回到晋西北，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2万余人的大“扫荡”。8月指挥120师和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一部参加百团大战，予日伪军沉重打击。11月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同时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等指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与中央联系的重要通道、陕甘宁边区的坚固屏障。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晋绥分局委员，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领导军民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打破敌人封锁，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同年冬起，还领导军民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摧毁日伪军大批据点和“维持会”，逐步把敌人挤回到交通线附近，并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1943年10月指挥部队在甄家庄全歼日军700余人，后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就此战例论述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正确性。1944年秋起，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展开攻势作战，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收复大片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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