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
想有所发展，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过高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和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以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接着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实行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各地红军整编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继开始进攻作战。
毛泽东不赞成上述冒险计划,和朱德率红1军团进抵南昌近郊后，没有去攻打南昌、九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于8月1日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红3军团乘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在湖南、广西边境同李宗仁、张发奎等部激战之机,于7月27日攻占湖南省会长沙，8月6日被迫撤出。20日,红1军团于湖南、江西边界之文家市歼灭何键部3个团又1个营。23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县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方面军的组成，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对于实现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开创更大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8月底,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果，遂转向江西前进，于10月4日攻占吉安城。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约4万人。其他各地红军在进攻作战中，多数受到损失，有的甚至失败。10月以后，各地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或实际情况，先后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10月，蒋介石在他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战争(大战)基本结束后，迅速调转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11月，国民党军以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依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打破敌人的“围剿”。12月上旬，国民党军增至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从吉安、建宁一线,由北向南,分路对红军实行向心攻击。3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趁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2个旅孤军深入到江西省永丰县龙冈立足未稳之际,发起猛攻,将其全歼。接着乘胜追击，又在宁都县东韶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50师1个多旅。这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约1.5万人,挫败了第一次“围剿”(见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打
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同时以各独立团、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对敌积极进行袭扰。红军抓住战机，首战富田告捷，接着向东横扫，先后在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挫败了第二次“围剿”(见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两次“围剿”失败之后，迅速调集30万
人的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7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地区进行群众工作,且未获补充,全军只有3万人左右。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后部兴国地区回师，并与由赣江以西地区转来的红7军及红20军军部和第175团会合。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立即以其进入苏区的主力十几个师分路向西、向南进攻，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据此，毛泽东、朱德决定避其主力，打其虚弱。8月5日晚，红军以部分兵力将国民党军向万安方向牵引,主力采取中间突破战法,于7日在莲塘、良村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3500余人,接着乘胜攻克黄陂。3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万多人。这时，所有向西向南之国民党军掉头向东，猛力并进。红军则以一部兵力向乐安方向佯动，主力隐蔽地重返兴国境内休整。这时，国民党军由于在崇山峻岭中来回奔波，且一再遭到打击，部队饥疲沮丧，不得不实行总退却。红军又乘机于9月7日在老营盘截歼其1个多旅，15日在方石岭追歼其1个多师。至此,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与此同时，湘鄂西苏区的洪湖地区军民，在主力红军第2军团(1931年3月改编为红3军)转战湘鄂边和鄂西北等地区的情况下，经过艰苦作战，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保卫了苏区。红3军返回后，即向襄河以北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在龙王集、文家墩等地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6
000余人。
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月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共歼敌4个团又4个营，毙伤俘其5000余人。3月在双桥镇取得全歼国民党军第34师3个团和1个炮兵营的胜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围剿”,歼敌2个多团,击溃1个旅。随着斗争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11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25军,共约3万人。随后,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军尚在计划第三次“围剿”时，于11月～1932年6月主动发起攻势作战,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围点打援的作战原则,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的胜利，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计划遂告破产。
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在反“围剿”作战
中也取得不少胜利，主要有：1931年4月,湘赣苏区红军独立师在红7军配合下，在安福廖塘桥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俘其800余人。9月在吉安永阳镇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俘近千人。湘鄂赣苏区红军第16军,1930年12月攻克通城,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10师1个团及地主武装一部，俘1500余人。同月，赣东北苏区红军第10军在河口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俘300余人。在反“围剿”中,这几个苏区的红军都得到发展,苏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巩固。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开展了游击战争。
各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都根据实际情况
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地应用了一些战略战术原则，到战胜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形势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
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红军遭受严重
挫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
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加紧了武装侵略。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三省很快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全国各地出现了抗日反蒋浪潮。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无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继续推行许多“左”的错误政策。同时，夸大红军3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不顾主客观条件,要求红军进攻和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