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第25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红25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先后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但苏区已被分割和压缩成几小块，形势仍十分严重。
在此期间，活动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虽然也遭到一些挫折,但仍然保持了发展势头。1932年12月,陕甘边成立的红军第26军,相继开辟了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两块根据地,至1934年6月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尔后,红26军与陕北的红27军(1935年1月成立)一起,于1935年7月打破了国民党军5个师4万余人对陕北和陕甘边两苏区的“围剿”，使两苏区连成一片而成为陕甘苏区。面积扩展到30个县境,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70余万，其中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万余人。陕甘苏区后来成为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红军主力进行长征，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1934年8月，湘赣苏区红军第6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退出苏区，向湖南中部前进,拟与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将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等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于10日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于10月21日晚从雩都(今于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在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的良田至宜章间，相继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由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等人实行逃跑主义，消极避战，中央红军行动迟缓，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战机。11月，部队在广西境内遭到优势国民党军的截击和追击,经过苦战,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遭到重大伤亡。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迅速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上湘西的路上。这时，中央红军已减员至3万余人，且疲惫不堪。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放弃原定北出湘西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黔北和川黔边前进。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以四渡赤水的作战行动，调动敌人，创造战机。2月下旬在娄山关、遵义地区取得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的重大胜利。3月底南渡乌江，4月威逼贵阳,虚指昆明。5月上旬经云南省境内的皎平渡等地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月初,红四方面军从四川省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转移，中旬占领茂县、理番(今理县)等地,并以一部前出懋功(今小金),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此之前，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亦于1934年11月向陕南转移,进行长征,至1935年5月,开辟了鄂豫陕苏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在四川省会理地区集结后，继续北进，通过彝族区,5月24日晚占领安顺。在尾追之国民党军日益迫近的情况下，以一部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并沿河左岸北上，主力沿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击破沿途国民党军的阻拦，于29日占领泸定桥和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接着,越过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2日，先头部队在达维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进到懋功地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共有10余万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