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1931年1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于1932年2月攻打国民党在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赣州，并企图在攻取赣州后，继续北向攻取南昌、九江，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中央红军围攻赣州月余，屡攻未克，遭受很大伤亡。由于毛泽东等对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抵制，中央红军(6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在4月和8月先后取得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
1933年2月,蒋介石以30多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分3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并以其嫡系部队12个师编为中路军，由北向南实施分进合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2月下旬,在黄陂以西的蛟湖地区以伏击手段歼国民党军近2个师。3月中旬,又在草台岗歼其1个师大部。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
1933年，日本向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和内蒙古)、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内蒙古)、河北等省加紧侵略。蒋介石仍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50万人的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9月下旬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以后,进一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导上，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就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一再进攻敌之坚固阵地，不胜,便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11月，当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反蒋事变时，又没有采取正确方针，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以后，又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企图以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阻住国民党军的进攻。结果红军在保卫广昌和其他一系列防御战斗中不但没有守住阵地，反而遭到很大伤亡。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边，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的目的。到10月，中央红军(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无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在湘鄂西苏区，红军也受到严重挫折。在国民党军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红3军在襄河以北地区实行不停顿的进攻。1932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图以进攻战略打破“围剿”，以后又转为单纯防御。到9月，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3军被迫经豫西南、陕南转至湘鄂边。1934年5月又转至黔东地区，至9月创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各一部的黔东苏区。
在鄂豫皖苏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过高估计红四方面军进攻黄安(今红安)、苏家埠等4次战役的胜利，盲目轻敌，先是要求红军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出击，继而决定围攻麻城，企图进而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1932年8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开始第四次“围剿”。在国民党军已经迫近苏区腹地的严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才奉命仓促赶向黄安以西迎战,并从8月上旬开始在鄂东、豫南和皖西地区辗转作战，均未得手。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离开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继于12月～1933年2月，乘四川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机，越过大巴山进至川北，先后占领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和周围广大地区，创建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1933年2月中旬，国民党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近6万人的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依托山险，实行运动防御。经过两期收紧阵地,5月21日开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三路围攻,俘敌1万余人(见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战后，红四方面军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并乘四川军阀部队新的围攻尚未准备就绪之机，于8月中旬～10月底，举行了仪南、营渠、宣达3次进攻战役，歼其近2万人。
11月初,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调集20万人的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从12月中旬至1934年6月,国民党军发起4期总攻,红军4次收紧阵地。7月中旬～8月上旬，国民党军又以夺取万源为目标发动4次猛攻。红军依险固守,顽强抗击。8月10日开始反攻,至9月下旬粉碎了六路围攻,共毙伤俘敌8万余人，保卫了川陕苏区(见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1935年3月下旬～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举行嘉陵江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约1万人、攻占8座县城的重大胜利。但此时，张国焘却为苏区的某些困难及国民党军将对苏区进行大规模进攻所吓倒，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
在湘赣苏区，红8军(1932年2月组成)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指示，执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攻打分宜城未果。1933年5月,先后在九度冲和棠市地区,予国民党军第63师等部以打击,共俘敌2000余人。6月,湘赣苏区红军和湘鄂赣苏区红军一部组成红军第6军团。随后,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从7月开始，一再向敌展开进攻，都未奏效。1934年2月,红6军团以1个师北渡袁水，企图破坏国民党军的重要运输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未成。4月在永新沙市地区，以伏击手段全歼国民党军1个旅,但未能改变不利形势。尔后,转取阵地战，实行消极防御。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红6军团部队遭受很大伤亡，苏区日益缩小,处境极其困难。
湘鄂赣苏区和闽浙赣(原为赣东北)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虽然曾分别在港口地区歼灭国民党军4个营，在姚盘山地区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也终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而遭到失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