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1938年11~12月间,日本近卫文麿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改变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立场,转而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引诱国民政府降日反共;并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积极扶植傀儡政权,发展伪军,加紧掠夺占领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日本大本营为统一指挥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军事联盟。
  国民党当局由于在战争中多次失利和惧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发展,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从战争初期抗日较为积极,同共产党关系也比较好,逐渐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随后成立南京傀儡政权。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防共委员会”。不久,又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随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调动军队进攻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国内出现严重的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1939~1940年,日军对正面战场先后发动南昌、长沙、桂南、枣宜等战役。中国军队在此期间发动了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并取得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昆仑关作战的胜利,但丧失了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和南昌、宜昌等重要城市。
  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不断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任务。1939~1940年,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同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磨擦进行坚决的斗争,放手扩大抗日力量,使抗日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成为坚持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华北,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其大部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采取分割、封锁和“扫荡”等手段,轮番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肃正作战”,企图实现由“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八路军于1938年底~1939年初,以3个师的主力挺进冀鲁平原,挫败日伪军对冀中、冀南和鲁西北等地区的大规模“扫荡”,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夏开始,日军进攻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区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主力军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挫败日伪军的多次“扫荡”。1939年冬~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为坚持团结抗日,实施自卫反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地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八路军于1940年8~12月,先后出动105个团共20余万人的兵力,对华北日伪军占领的交通线及据点,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历时3个半月的作战中,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声威。
  在华中,新四军执行东进北上方针,向淞沪、皖东、豫皖苏边及皖东北、豫鄂边发展。1940年夏,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南下豫皖苏边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渡长江北上苏北,10月初取得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黄桥战役的胜利,从而打开了苏北抗战的局面。
  在华南,除琼崖(即海南岛,今海南省)红军游击队转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外,中共在广东省东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建立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
  在东北,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南起长白山、北至小兴安岭、东濒乌苏里江、西迄辽河的广大地区内,独立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0月~1940年底,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采取集家并屯、保甲连坐、经济封锁、残酷烧杀等手段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讨伐”,东北抗日联军遭到严重损失,主力转入苏联境内整训,同时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克服严重困难,坚持抗战 1941 年,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连获胜利,德国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线作战,继续采取支援中国抗战的政策。英国、美国为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转为支持中国抗战。日本为争夺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夺取丰富的资源,建立“大东亚帝国”,于1941年12月8日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宣布对德、意两国处于战争地位。日军为巩固在中国的占领区,使之成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对国民党继续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集中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对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调集其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的75%和伪军的全部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治安强化”、“清乡”和“蚕食”,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摧毁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当局在日本诱降、德国劝降和英、美、苏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形势下,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既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1941~1943年,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进行的主要作战,有豫南会战(1941.1~2)、上高会战(1941.3~4)、中条山会战(1941.5~6)、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9~10)、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12~1942.1)、鄂西会战(1943.5~6)和常德会战(1943.11~1944.1)。这几次会战,是在日军为配合东南亚方面作战,切断中国东南交通线,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防止中国军队南下而发动局部进攻的情况下实施的。国民党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和鄂西会战中,获得较好战绩。1942年1月,成立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此外,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12月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于1942年2~8月以3个军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英军协同作战(见中国远征军滇缅路作战)。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却加紧反共,于1941年1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包围和袭击奉命由皖南向长江以北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人被害,部队遭受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罪恶行径在政治上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反击。中共中央军委并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部队整编为7个师另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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